◎周启锐

 

小悦与我两家为世交，小时候住在清华时两家常有来往，我家院系调整到北大住以后也时有来往。只记得家母常提起“小牛真淘气”，到我家时其母高老师坐在抱身藤椅上，不知何时小悦就爬到椅子背儿上（弧形的）玩耍了，高老师也不管他。

 

小学时我代表北大附小去赛跳高，跳得最高的是清华附小的陈小悦。恰好初中考入清华附中与小悦同班，我结交了很多清华子弟，其中最要好的有小悦、钟虎等人。我们仨都酷爱石头，常同去北大地质地理系“找”石头，那些石头有扔到垃圾箱的，也有在楼道木箱里的，为找石头，我们还险些犯了事。几经收集什么三叶虫化石、自然铜、水晶、孔雀石等我们都有，都视为珍宝。小悦门门功课在全班都名列前茅，还写得一手好字，我很佩服，特意请他钢笔抄录了《小石潭记》以为楷模。高中我进了北大附中，隔校还常听到他的跳高好成绩和德才佳音，后来他进了预科班，那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打破了我们即将来临的大学梦。身边多少熟识的同学、发小都成了“狗崽子”，都“黑”到一块了。“逍遥”之中我和小悦相互来往又多了起来，那时小悦侃侃而谈，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但很快就上山下乡了。参加军垦我们都不够格，他后来去了延安，我则与回乡的同班同学去了顺义，从此走上一条特殊的下乡务农之路，直到1972年9月我回城才又见到他。

 

记得一次他回延安要带一大手提包的书，奇沉，我主动坚持先用自行车驮回我家第二天早上5点钟到中关村送他上车，结果在黑暗中相互没碰上，只好又铁路托运，好意引起波折。

 

我从1972年9月返城至1976年10月不停变换角色，先是农转工，后又转耍笔杆子。1973年被树为“可教子女”典型转做团干部，“老中青三结合”后又成为宣传干部，因宣讲中央和市委红头文件而红得发紫。而小悦那时自己创造一切条件自学读书，终于1978年重返清华读本科。然而世事多变，1976年我从巅峰跌入谷底，无故遭受株连，其间经历靠边站、发干校、受审查、遭批判、转基层劳动、对象分手等多项变故。这使我如临灭顶之灾，而成为终身遗憾的是连续三年申请报考大学均不被批准。

 

当我再次拿起画笔想自谋出路却四处碰壁时，小悦不期而至，来到我这父子两代人都在受审查的家。小悦和缓地说明来意是上门提亲，我言暂不考虑，在送他出来时他驻足再次规劝不妨见见，我才勉强答应。在这四面楚歌，走投无路，想成家又没人敢沾的情况下，小悦给我带来一缕春风。他是作为陈伯伯高老师的特使来的，危难之中的真情，使我没齿难忘。

 

一年后我终于解脱，便迅速低调成婚，之后又调动了工作，开始走出人生的谷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次小悦在清华东门外东坡食府请客。有孙立哲、吴昕、徐经熊和我等。那时小悦已渐入佳境；立哲在各方面已做得有声有色；经熊是在父亲平反后直考了李泽厚先生的研究生而成为学者；吴昕从美国回来探亲，只有我是个“白丁”。席间小悦讲的一句话使我至今不忘，他说：“没能考上大学就只有经商了。”可以看出以小悦当时的状态仍了解我们曾经的大学梦在我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别人都以为我下海是为了挣钱，其实是被逼无奈，个中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这时小悦问我：“启锐，你想吃点什么？”我答无所谓，心中却一阵酸楚，别人都欢声笑语，我却显出尴尬。这些年小悦的事业如日中天，地位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而我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倍感世态炎凉，加之对“文革”的反思及对眼前光怪陆离诸事的不满，使我歧见日深，离主流社会也渐行渐远，与小悦自然来往也就少了。

 

人老易念旧，近几年每当见到钟虎，他总是提议要一块约见小悦聊聊，我则劝他：“人家哪有那么多工夫，见了也未必有多少说的。”这实是我之偏见，错过不少见面的机会。去年传来他患病的消息，而且是和死神搏斗，使我很是震惊却又使不上劲。后听说立哲、小茁在主持救治，我颇受感动，盼望能有奇迹产生。当年立哲的传奇事迹是我与小悦经常谈起的，其付出的代价也是小悦告诉我的：“估计现在化验，立哲身体没有一项指标正常。”而如今立哲不但拿了多个博士、硕士学位，办着公司，还担当起了治疗小悦绝症的重任，使我焦虑之中多了不少宽慰，而我想见小悦之心则日甚。

 

十年后的再相会是在陈伯伯睴生先生的告别式上，因为小悦一直在广州治病，我隐约感觉也许这是和他的最后一面。走进等候大厅的人不少，相当一部分人是冲着小悦去的，我径直向他走去，他见我立刻站了起来，那一刻双方的表情动态，事后使我想起了列宾的油画《意外的归来》。我俩紧握双手，他随即向身边也站起来的人说：“这我得向你介绍一下，我父亲和他父亲同在哈佛……”我慌乱中与那位校长握了一下手，立刻将小悦按坐在椅子上，他双手在肚子上比划着说取出十多斤的大瘤子。其他人围上来了，我让开地方，他始终坐着与大家恳谈。我站在人圈外长时间地端详老友，他脸色发黑，瘦，但精神还好。他是昨天刚从广州飞回来的，十年未见，他没变，还是老样子。

 

2010年4月28日在清华经管学院开了第一次追思会。我仔细聆听了小悦的人生轨迹，回家后一遍遍读着追思他的文章。加之在附中二次追思会上及会后孙立哲介绍的情况，使我清晰地看到他那从扒车去军垦又被退回来所受的屈辱；看到在陕北住入最穷的老乡家仍苦学不辍；看到进入清华大学后的唯实不图捷径；看到从生产队会计到身居高位还能悟出“可行性报告都是可批性报告”，以及他在任职期间的独立思考与特立独行，我知道骨子里他啥也没变，还是我熟知的那个陈小悦。

 

他是个学者型的干部，又是干部中的卓越学者，他是中国最需要的那种知识分子双肩挑干部。他不是书生气十足，但又保有书生本色。国家正需要这样的栋梁之才，可惜他走得太早了。他的一生正如李志文先生悼文中所说：是怀才不遇的一生，如果不是动荡荒废了这一代人的青春，他也许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如今他走了，冥冥之中却向我走来，一种莫名的悲哀就像一杯老酒，喝进去在我心中慢慢地发作，越发的有后劲。他使我冰冷的心一点点升温，以至于夜不能寐，两三点钟起来撰文。人到这把年纪，各自经历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正朝着相同的路上走去。小悦啊小悦，我曾经这样相熟的挚友，你没有走远，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会相见，那时我要好好敞开心扉跟你说说话，说说你我之间想说的话。

 

 

2010年5月23日

 

注：作者系陈小悦清华附中同学。